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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文:青銅上的歷史記憶

時間:2016-02-15  《人民日報》第7版  馬躍峰  字體:   

伯矩鬲(lì)。

垂字銳角布幣。

后母戊鼎。

賈伯壺。

人己鼎及其銘文。

資料圖片肖知雨攝

核心閱讀

青銅器作為權力象征,被古人視為祥瑞之物,而金文鑄刻其上,存世綿延上千年,人們對它更是青睞有加。相比于甲骨文研究,我國金文研究的歷史更長。 

一尊青銅,數行銘文,引發無限遐想:聲勢浩大的宗廟祭祀,塵土飛揚的戰亂殺伐,觥籌交錯的節慶盛宴……斑斑銅綠下,一串字符就是一段塵封的歷史。

古人稱銅為金,因而鑄刻在青銅器上的文字稱為金文,又稱鐘鼎文——鐘為樂器,鼎為禮器,金文刻于鐘鼎之上,時間愈久愈顯古樸厚重,一勾一畫間,盡是漢字意蘊之美。

祈問鬼神 驚艷初現

安陽,中國文字博物館。

展廳里的青銅器,或粗獷大氣,或精巧華美,默默佇立,接受人們目光的洗禮。它那繁復的花紋、鐫刻的字符,分明流露著帝王之氣,訴說著悠久的歷史風流。

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:“禹收九牧之金,鑄九鼎。皆嘗亨鬺(shāng)上帝鬼神。”夏朝,我國已出現冶銅鑄造業,并以工藝精良、氣魄雄偉而著稱于世。

在商朝,青銅器備受統治者推崇,被視為王權的象征、傳國的寶器和人神溝通的媒介。人們通過夸張、神秘的紋飾,表現神力的巨大莫測,傳達對神靈祖先的敬畏和崇拜。這一階段,青銅器制作工藝純熟、花紋繁復考究,但器具上出現銘文,還要到商王盤庚遷殷之后。

最初的金文一般只有寥寥數字,主要記錄族氏名號、先人名號或作器者名。

1939年3月,河南安陽出土的后母戊鼎,鼎體豐腴,氣勢雄健,鼎腹內壁上鑄有醒目的“后母戊”字樣,筆畫起止多顯鋒露芒,氣勢不凡。

經研究考證,“母戊”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婦妌的廟號。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母親“戊”,以舉國之力鑄造該鼎,堪稱“國之重器”。其紋飾之精美、工藝之復雜,令人嘆為觀止。

“同樣是商朝使用的文字,金文與甲骨文又不盡相同。”中國文字博物館專家陳士先介紹,甲骨文的書寫,要用刀在龜甲和動物的骨頭上契刻,所以筆畫纖細、字形繁復,象形意義重。而金文主要用范模澆鑄,故筆畫渾厚、圓轉自如,字形相對一致。

后人通過對比,發現一些金文和甲骨刻辭可以相互印證,從而有利于真實、全面地還原商朝歷史。隨著商朝滅亡,甲骨文隨之沉寂,金文起而代之,一時成為主流。

制禮作樂 太平鼎盛

公元前990年,周康王冊命貴族盂,向他講述文王武王的立國經驗,反思商朝滅亡的原因,告誡盂效法祖先、忠心輔佐王室,并重賞盂香酒、禮服、車馬、儀仗和1700余個奴隸。

有感于周王的重視、肯定和希冀,盂專門鑄鼎銘文,記錄此事。清道光年間該鼎出土后,人們取盂之名,將該鼎稱為大盂鼎,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。

大盂鼎上有銘文291字,其中“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”等內容體現周人的天命觀,而“我聞殷墜命,唯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,率肆于酒,故喪師矣”等語句,則透露出周人對于商人嗜酒誤國的反思。

西周早期,金文沿襲商朝書風,字的筆畫流行波磔(zhé),氣勢雄厚。這一時期,金文內容多涉及政治、戰爭、封賜、獄訟等,其變化發展與當時社會狀況密不可分。

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,由于天下統一、社會逐步安定,加上周公制禮作樂,“納上下于道德”,一時盛世太平。此時,金文表現雄渾典麗之風,內容亦逐漸加長。大盂鼎就是這一時期的代表。

到西周中期(穆王至孝王),金文字形漸規整,筆道更加線條化,出現長篇冊命金文及嘏(gǔ)辭;西周晚期(夷王至幽王),金文內容多是程式化的廷祀冊命,長篇金文數量增多。

清道光23年(1843年)出土的毛公鼎,銘文共32行499字,是迄今為止出土的青銅器中銘文最長的,記載毛公向周宣王獻策之事,被譽為“抵得一篇尚書”。

作為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,毛公鼎銘文筆法圓潤精嚴、線條渾凝拙樸、字體結構嚴整,整篇布局不弛不急、行止得當,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西周晚期純熟的書寫技巧。

六國同文 金文式微

《論語》載:“君子三年不為禮,禮必壞;三年不為樂,樂必崩。”東周時,典章制度逐漸被廢棄,社會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變局,金文發展亦受影響。

春秋時期,青銅器主要是各諸侯國及其卿大夫所制,其金文多反映諸侯、大夫之社會活動與典章制度,在內容和形式上均表現出濃厚的地域性,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精彩局面。

周平王東遷之后,秦承襲了西周的故地,同時也承襲了西周的文化,從而保留了西周文字的特點。比較春秋早期的秦公镈與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,兩者銘文的字形結構與風格都很相近,可為佐證。

然而,由于地域和文化不同,其他各國的字體開始變異。不同地理區域、不同國家間的金文寫法各異。到戰國時期,出現了秦、燕、晉、楚、齊五大文字體系,結構奇異。

“春秋戰國時期金文形體隨意,出現藝術性與圖案化的字體,字形加飾有鳥蟲紋飾,即鳥蟲書。”陳士先介紹,這種字體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楚、蔡、吳、越等國。春秋時期楚國的王子午鼎、吳國的吳王夫差劍和越國的越王勾踐劍,上面的銘文均為鳥蟲書。

秦始皇統一六國后,詔令“書同文”,并于四方立碑,所用之文字皆為小篆,且不再刻銘文于鐘鼎之上,由是金文漸衰。及至漢代,民間多鑄銘文于鐵器之上,青銅之器不復使用,金文自是不見于史。

跨越千年 流傳經典

“欲問古今興廢事,請君問鼎于河洛。”青銅器作為權力象征,被古人視為祥瑞之物,而金文鑄刻其上,存世綿延上千年,人們對它更是青睞有加。

世人皆知金文史料價值極高,但由于時間久遠,很多金文難認、難解、難記、難寫,有若干字至今仍未破譯,或因學者解讀不同而無法使用,為創作組合造成了很大困難。

然而,這些困難并沒有阻礙人們對金文的熱情,與甲骨文研究相比,我國金文研究的歷史更長。

據《說文解字》《漢書·武帝紀》等傳世文獻記載,早在秦漢時期,就有青銅器陸續出土,人們開始相關研究。西漢時期,美陽出土寶鼎,大臣張敞就對該鼎作出了大致準確的解讀。

到宋代,金石之學大興,歐陽修對金文作過研究和記載,作《集古錄》,成為金石學開創者;趙明誠四處訪求金石器物,與妻子李清照一同研究整理,成就一段佳話;近代以來羅振玉、王國維、郭沫若等學者整理研究,對金石學作了較全面的總結。

時至今日,青銅器收藏逐漸升溫,刻有金文則身價倍增,甚至以每字數萬元計。各種金文書法展、拓片展風靡全國,傳揚世界。

2012年開始,在中國文字博物館主辦下,《漢字》巡展開始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展出,高仿真青銅器、數字版“漢字簡史”等與觀眾零距離接觸,展示古漢字的獨特魅力。

銅銹斑駁,不掩歲月痕跡;筆畫圓轉,更添古樸滄桑。跨越千年,人們對金文的釋讀和考證仍在繼續,諸多精彩文字期待解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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